在我從事水利工作的一生中，接觸過多位老一輩的水利專家，他們大多具備精湛技術和愛國敬業精神，張瑨先生是突出的一位。作為知識分子，他能運用科學技術，解決現實水利工程中的重大問題，他以國家人民利益為重，不計個人得失，對其所做工作、事業，敢于負責、敢于承擔，實事求是，不跟“風”，不媚俗，為國家做出了巨大貢獻，對我們這一代人影響很深。很長時間我就想寫一點記載他事跡的小文，加深銘記他的做事和作人。
我和張瑨先生雖然都是在濟南解放以后一同在山東省水利總隊參加革命工作，但那時他已經是蜚聲省內外的水利專家，而我只是剛從中專畢業的一個學生，只是在一個大的單位共同工作。我知道他的事跡，都是從與其有工作接觸的同學、同事談論中得知的。每次談起了他，大家都是表達了贊賞、敬佩，我也受到了感染、震撼和教育。
他的貢獻和業績要先從建國前解放區一個大的水利工程——山東導沭經沙入海工程談起。發源于我省沂蒙山區的兩條大河——沂河、沭河南流直下，流入江蘇的蘇北平原，因此魯、蘇兩省的水利水患也息息相關；歷史上蘇北水患連連，魯、蘇之間的水利矛盾也不斷出現，1946年夏，洪水泛濫，河堤多處決口，淹沒了蘇北、魯南的十多個縣的農田1500萬畝，500余萬人民受災，治理沂、沭河成了當時解放區民主政府和廣大人民的要求。時任山東省水利總隊隊長職務的江國棟同志，因國民黨發動內戰，從蘇北撤退到山東，他考察了沂蒙山區，以其多年在蘇皖水利的工作經驗，認識了水災的成因是：湖涸、山光、尾閭不暢，提出了在山東臨沭縣跨過馬陵山余脈，開挖引河，使沭河洪水經大沙河直接東流入海，即“山東導沭經沙入海工程”。這個規劃設想得到了當時魯中南區黨委書記高克亭和蘇皖邊區政府副主席方毅的贊同和支持，決定一面向中央匯報，一面積極籌劃勘測。但水利總隊的技術人員太少，此時解放濟南戰役即將開始，上級便派水利總隊副總隊長張次賓帶領聶竹暢等同志隨軍進入濟南，炮火剛停，即與時任舊政府水利局技術主任的張瑨先生取得了聯系，當他得知解放區民主政府的導沭工程計劃時，張瑨完全贊同，并且說他也有此想法，要解決魯蘇水利問題舍此無他良策。他根據自身的經歷總結說：這個規劃舊政府是不可能辦到的，他愿意參加此項工作。1948年冬，張瑨先生與在濟南新參加工作的60多名技術人員赴臨沂地區沭河、大沙河一帶進行了查勘測量，當測量人員到達臨沂時，國民黨剛剛從臨沂逃走，一些反動標語尚未清除，在淮海戰役的炮火聲中，經過新老同志的共同努力，在1949年的春節前勝利完成了測量任務。在張瑨先生主持下，在其助手張蘭閣、鄭洪文等人的協助下，以其嫻熟的技術，豐富的經驗，在資料不足的情況下，短促的時間內（約40余天）編寫出了《導沭經沙入海工程設計》，使得這項偉大的工程在1949年4月能夠順利開工。
就在第一期工程全面開工以后，在引河的大官莊至陳家塘路長8公里的開挖中，發現1.5米至2.0米以下全是巖石，勘測時該地是一平緩的土嶺，嶺上全是農田，當時未作地質勘探，故按開挖土方計算，而今開挖土方變成了開挖石方，工程經費與需要勞力變化太大。當時解放戰爭尚在進行，大量增加投入工程的人力、財力有嚴重困難，工程能否繼續進行成了全體工作人員和黨、政府領導關注的焦點，傳言總隊長江國棟在夜里做夢都喊“石頭”。據此新的情況，張瑨先生著手修正設計，提高了攔河壩前設計的洪水位，壩的上游沭河兩岸增加筑堤工程，在新挖的引河段調大了洪水比降，加快了洪水流速，縮小了流水斷面，消減了工程量，在不降低工程功能情況下，減少到當時人力、財力可以承受的數量，使工程得以順利施工。
自導沭工程開工以后，五十歲的張瑨先生就住在工地，從農村集市上買來了當地農民做的山鞋，他樂呵呵地對青年們說：這種鞋走到農田里無論什么莊稼茬子（收割莊稼后留下的根）都扎不透。他就是這樣的鋪下身子，全身心地投入到工程施工中去。
沭河攔河壩是導沭工程的關鍵工程之一，該壩長1800米，底寬280米，壩高9米，壩頂寬8米。在建國前的解放區，沒有施工機械，全靠人拉肩扛的施工方式，任務確實是艱巨的，而質量要求也必須是嚴格的，施工程序的先后步驟又必須是科學的。據當年修筑攔河大壩負責技術指導，現年94歲高齡的和錫森高工回憶：導委會領導與張瑨先生開工前與各縣帶民工隊的負責人見面講解，要求筑壩人員要發揮沂蒙老區革命精神，發揮廣大民工的智慧；制定了“上三打二”（上0.3米的潮濕黃土夯實為0.2米的黃土）打三遍套夯，隊界打過界夯，后又推廣了費縣民工模范殷子興的“活把夯、過頂夯”以保證大壩的整體質量；對攔河大壩底沙層滲水的處理，張瑨先生根據現實情況也有創新，事先隔岸取土，放于大壩基槽邊沿，待基槽抽水控制至設計深度時，及時用土填平踏實，即開始分層上土夯實，存土用完時，所剩黃土留在沙面上的一層，可以起到防滲的作用，由于抬高洪水位，新挖引河底高于老沭河的河底一米多的高度，洪水至此轉彎流速變緩，洪水中的淤泥至此必然沉淀河底，也起到防滲作用，當張瑨先生講至此處，大家開玩笑說：“我們沒有條件做行水實驗，張主任在他腦子里已經做了多次實驗了。”
張瑨先生嘔心瀝血、夜以繼日的巧妙修改設計和施工方案，得到了廣大技術人員和黨政領導的贊賞，當選了勞動模范的稱號，1951年國慶節與其他勞模一起應邀去北京參加了國慶觀禮。
張瑨先生積極參加革命，嘔心瀝血地投入導沭工程是有其思想來源和歷史來源的；他1921年畢業于南京河海工程專門學校以后，在1936年任山東小清河工程局主任工程師期間，滿懷水利報國之心，根據先賢的治河思想，對小清河渠化治理，做了精心的總體規劃設計，在他親自領導施工完成了邊莊、五柳兩座船閘以后，其他下游七座船閘的經費卻因當時的國民黨中央政府怕地方軍閥把經費用作擴建地方武裝加以扣留，使工程中斷，整體工程不能配套，已建船閘不能發揮作用，成了小清河上的裝飾品。他還看到在魯西發生了水災后，地方軍閥派軍隊武裝扒開了江蘇大堤，宣泄魯西的洪水，在封建割據的舊中國，絕對達不到統一規劃治水，所以在濟南解放參加革命工作以后，聽了導沭工程的規劃思想后，認識到：只有在共產黨領導下的民主政府，才能打破封建統治，實現統一治水，為全民謀福。這是他常談起的思想。
張瑨先生是一位愛國清廉的水利專家，他生活簡樸，勤于鉆研業務技術，不張揚，不虛夸，求真務實。抗日戰爭期間，在四川長期在其領導下做財務工作的楊蔭棠同志，在解放后也參加了革命工作，曾對筆者說：張瑨先生在四川任綿陽龍西渠工程處處長時，潔身自好，但要與地方上搞好關系，一些雜費沒法開支，被逼無奈，不得不刻了兩顆人名假章——田孔伯（填空白）、卜紹確（補少缺）冒領二人工資，完全交財務上掌握，作為應酬地方開支之用，除此別無弊端。楊蔭棠還說：張瑨善于用腦，有一次在農村集市上，見到一位白鐵匠，在一整張鐵皮上，下一把鐵壺的原料，邊角廢料又大又多，他量取了相關尺寸，回到工程處，用報紙當作鐵皮用幾何畫法把鐵壺的零部件畫出，結果一張鐵皮多出了一把壺，把圖紙交給了白鐵匠師傅，受到了感謝。
他投身革命后，在工程設計上盡量少占用農民土地，精打細算盡量使農民省工省時，在傳統的工程設計中多有所創新；如在新沭河（原大沙河）下游段，筑堤工程設計中，利用該工程當年不攔洪和堤身較低（約7米左右）的有利條件，省去“夯實”這道工序，改為分層上土，人工踏實，堤頂上作蓄水小堰，利用汛期降雨而促使填土自然沉實，保證了工程安全，節約了勞力和投資。
張瑨先生的難能可貴之處，還在遇到重大問題在國家人民的重大利益面前，他能不避風險，犧牲個人利益，敢于擔當責任，這永遠是我們工程技術人員的榜樣，以下幾件事情可以略做說明。
（一）上世紀五十年代初，南京、上海解放后，導沭工程正在施工，華東水利部的領導非常重視導沭工程，特組織了原國民黨水利部的部分水利專家前往導沭工地參觀咨詢，其中有一位是曾受到蔣介石青睞的專家，因負責某項工程，蔣曾獎勵他一件狐皮大衣，人們戲稱為“御賜黃馬褂”的欽定專家，他在會議上提出說：沭河的攔河大壩采用土壩，值得商榷，并講了沭河的水文，又講了大壩的重要，也講了下游的安全，結論是改用鋼筋混凝土結構的壩體最安全。張瑨先生以其設計負責人的身份回應說：建國伊始鋼材短缺，如改壩型，工程將很難進行，從計算中得出土壩也可保證安全，可以拿我人頭來作保證。就是這樣他不畏“權威”，堅持自己的設計理念，他有過硬的計算數據，有多年的實踐經驗，肯定土壩的經濟與安全可行的優勢，并敢于承擔重大責任，使黨政領導壯了膽，使技術人員放了心，因而工程得以順利進行。歷史過了半個世紀大壩仍屹立在河上，迫使洪水東流入海，沒出現任何安全問題。這段故事是我的同學程曾矩給我講的，——他當時在工程處工作，是為會議服務的青年技術干部。他在講述此事時曾戲說：“這是張主任舌戰群儒”。事情已經過了半個多世紀，沭河攔河土壩依然屹立在河上發揮它應有的作用，張瑨先生的意見是正確的。
（二）水利廳已故總工張蘭閣曾著文記載張瑨先生一件事：1956年汛期，省防汛指揮部辦公室薛翰亭同志于晚10時左右，召集張瑨、鄭洪文和張蘭閣，出示臨沂防指來電，大意是：莒縣水文站報告，沭河莒縣水文站出現7000立方米/秒的洪水，經臨沂防指研究，擬扒開大官莊沭河攔河壩，以減少損失，征求我們意見。張瑨同志詳細審閱了雨量電報說：“從雨量看，莒縣以下的潯河、大官莊臨沂諸站，基本無雨，證明此次降雨，集中在了莒縣以上，且降雨強度大，但雨量并不是很大，出現的洪水，必然峰高量小。下游無雨，洪水經過下游河槽的調蓄即到榆河、潯河、湯河等洼地滯蓄削峰，到大官莊時不會超過設計流量，從技術層面分析完全可以保證大官莊樞紐的安全。”經他一說，堅定了省防指的信心，保障了導沭工程的安全。次日，接大官莊報告，洪峰流量4200立方米/秒。略小于設計流量，與他估算的相符。特大洪水的水文數據已經出現，地方防汛指揮部提出“破壩保安全”的意見，在這嚴重決策的關頭，他獨具慧眼，憑借多年的經驗積累，識別出“峰高量小”的特點，正確判斷出洪峰不會持久的規律，更不顧個人得失，冒著天大的風險，做出正確決策，保護了大壩與人民的安全，在國家利益和個人利益發生矛盾時，他能犧牲個人，維護國家利益，堪為廣大技術人員的楷模。
（三）1958年4月開工建設的褚家王屋水庫是我省大中型水庫之一，系省水利設計院設計。當時是反右后期，左的思潮正興起，有的人提出要打破條條框框，為工程進度，不要按設計文件施工；設計代表與施工指揮部的代表，不得不回水利廳匯報情況，請示辦法。張次賓、張瑨、孫貽讓三位廳領導聽了匯報，做出了“堅決按照設計文件施工”的決定，“清基”一定要按地質勘測資料，清到堅硬的巖石上。同時張瑨還當眾把一個地質錘交給了設計院代表趙文舉同志，并下了命令授權基槽開挖清好基后，由趙用錘敲石當當響才允許澆灌混凝土。施工指揮部和設計代表，克服了種種困難完成了施工。同年8月份，“大躍進”之風吹遍了全國，水利廳召開了水利系統中型技術經驗交流會，也就是拔白旗插紅旗的大會，“跟風”的某廳領導已確定褚家王屋水庫是少、慢、差、費的白旗典型，應當拔掉，并樹了長清縣東風水庫（壩址在炒米店西）為當年設計當年施工汛前完成的紅旗水庫。褚家王屋水庫施工設計代表趙文舉及主持此項工程并為此項工程下過指示的張瑨等人都成了白旗人物、批判對象，設立了大字報專欄批判。事實證明：被定為紅旗的長清東風水庫，由于施工質量不佳，1959年蓄不住水，1960年不得不扒掉，勞民傷財，而褚家王屋水庫已蓄水兩年不漏水，在全國“大躍進”左的大氣候中，誰能清醒的說句實話，誰就會引火燒身，他頂住了“風”，為了人民的利益，為了工程的百年大計，他利用了手中的權力，把地質錘交給了工作人員并下了“清基清到巖石，敲敲噹噹的響，才能澆注混凝土”的死命令，保證了水庫高質量的建成，以后他雖受了大字報及大會批判，受了打擊，但水庫的質量沒有受到損害，幾十年來的巨大效益，已經做了說明，這就是他一生事業的成就之一，亮點之一，也顯示了他的做人做事的風格。
張瑨先生于1963年4月在出差工作返濟時突發心臟病，雖經黨政領導多方關懷，經醫治無效逝世，水利廳的廣大技術人員、工人、職工，無不震驚，紛紛表示哀悼，認為他是我省水利界的奠基人之一，他的去世是國家和人民的一大損失。
張瑨先生逝世已經五十三年了，他親手參與建設的水利工程，從防洪、灌溉、航運、水庫、河流堤壩，在后人的辛勤勞動下，每每有了完善的發展和創新，山東大地的自然面貌正在改變，他的助手、同事也都已謝世，當年與其工作過的青年學生也都成了耄耋老翁。緬懷老一輩專家的艱苦奮斗，務實求真，勤于鉆研業務，愛國、愛黨、為國家人民利益，不避風險，勇于擔當，永遠是我們學習的榜樣，他的事跡是我們中華民族的寶貴財富。謹略記我所知道他的事跡的一鱗半爪，以志紀念。
附張瑨簡介：
張瑨同志，1951年被選為山東省勞動模范，1953年3月9日，任山東省水利廳副廳長，1956年起被推選為山東省第一、二屆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山東省第一、二屆人民委員會委員，山東省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常委。1956年9月26日經省人民委員會第20次會議通過，任命兼任山東省水利勘測設計院院長。1959年11月任山東省水利學會籌委會主任委員，第一、二屆理事會理事長。1960年被選為全國第二屆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委員。1963年4月17日，因公出差返回濟南時，突患心肌梗塞，經搶救無效逝世，終年64歲。
——摘選自《山東省水利勘測設計院大事記》（1956～1990）
